1947年，曾经率部投降日军的川军师长张昌德抵达重庆后，专门去拜访在重庆的刘湘夫人刘周书，刘周书见到他之后，不仅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他一番，更是一连给了张昌德几个耳光。
1947年，重庆，初春的雾气弥漫在嘉陵江上，湿冷得透骨。
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刘公馆门前。车门打开，张昌德走了下来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油亮，只是那双本该锐利的眼睛里，藏着掩盖不住的心虚与忐忑。
作为曾经率部投降日军的“伪军司令”，此时的他虽然还未被送上南京的刑场，但在社会舆论的唾骂声中，他已经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。
他此行，是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，想来拜访刘湘的遗孀刘周书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当年毕竟是刘湘手下的师长，只要这位“第一夫人”能念及旧情，哪怕是一句轻飘飘的宽慰，或许都能成为他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那一根救命稻草。
刘公馆的客厅里，光线有些昏暗。刘周书坐在主位上，这位曾随“四川王”刘湘历经风浪的女性，即便已是寡居，那股子刚烈狠辣的川中气度依然未减分毫。
她冷冷地看着张昌德迈进门槛，眼神里没有半点往日的礼遇，只有像刀锋般的鄙夷。
张昌德刚弯下腰，还没来得及开口叫一声“夫人”，一股疾风便冲到了脸前。
“啪！”一声清脆的炸响，瞬间撕裂了客厅的死寂。
这一巴掌又急又狠，打得张昌德半边脸瞬间红肿，整个人踉跄着倒退了两步，眼镜都滑到了鼻梁上。
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刘周书已经站起身，她指着张昌德的鼻子，声音颤抖却如雷鸣般在客厅里炸开：“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你有什么脸面踏进这个门？”
“夫人，我……我是有苦衷的，当时川军处境艰难……”张昌德支支吾吾地想要辩解。
“苦衷？好一个苦衷！”刘周书怒极反笑，她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快步走上前，抬手又是几个连环耳光，打得张昌德只能狼狈地举起手臂遮挡。
每一记耳光都带着刘周书积攒了数年的愤懑——那是为大帅刘湘的毕生心血被践踏而流的血泪，是为川军数十万子弟兵惨死在抗日前线而燃的怒火。
“我告诉你，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对不起在武汉病榻前还记挂着出川抗战的甫公！你对不起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连棉衣都没有、却为了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川军弟兄！”刘周书骂得声嘶力竭，声音带着哭腔，“你带着那身皮投了日本人，你那是把川人的脊梁骨都砸碎了喂狗！”
这一连串的掌掴，打碎了张昌德所有的虚伪包装。他像一只被彻底抽干了魂魄的丧家犬，在刘周书凌厉的目光和责骂声中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他能面对敌人的炮火，能面对法庭的审问，却唯独面对不了这一份源自川人骨子里的、赤诚且刚烈的忠义。
“滚！给我滚出去！”刘周书猛地一挥手，声音冰冷如铁。
张昌德灰溜溜地退出了大门，门外的风一吹，他只觉得浑身发冷。那几记耳光留下的火辣感，远比后来他在雨花台刑场上听到的那一声枪响，更让他感到绝望。
因为他知道，从踏出刘公馆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仅是被法律判了死刑，更是在川军的名册里，在所有川人的心中，被永远地剔除了。
那个下午，重庆的雾依旧浓重，刘公馆的大门在张昌德身后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，关住的是一段有关忠义与叛离的历史，也关住了一个背叛者最后的苟活幻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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